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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梵文研究

作者:admin    文章来源:盐田区外国语学校    更新时间:2017-10-11

 我国自来称印度文为梵文。因为印度人相传,他们的文字是梵天(Brahma)所制(《西域记》卷二)。但在印度本土,普通却不叫梵文。只有大史诗《Mahabharata》里,曾称梵文为brahmi vac,意思是神圣的语言,仅仅当作一种别名或美称而已。那么,印度人称他们的文字叫什么呢?他们称为Sanskrit。这字的原义有文饰、修整、精制一类的意思。顾名思义,我们不由得想到中国的‘文言’。梵文在印度的地位,确和中国的文言文体很相像。Sanskrit这字最早见于《梨俱吠陀》──印度最古的文献。这部书的文体就是一种古梵文。吠陀是婆罗门教的圣典,同时也只有四种姓里最上层的婆罗门才有资格学习。大约从很古的时期,梵文已经是上层种姓专有的语言了。以后注释吠陀的书,也都是用梵文。到了西元前五世纪,波腻你(Panini)作了一部梵文文法,奠定了梵文文法的基础。直到现在两千多年来,写梵文都要受《波腻你文法》的约束。也就是因为大家都遵守他的轨则,两千多年来梵文竟没什么大变化。中国虽没有波腻你的文法,因为作文章的文要摹古,于是乎无形之中文言和白话分了家。文言成了知识分子唯一的表达工具,情形正和梵文在印度相同。不过梵文之占优势,最先和宗教有相当关联,中国文言文的流行则不然。还有一点,就是印度人不但写梵文,并且说梵文。现在印度的梵文学者还能用梵文会话,‘出口成章’呢。
古代印度除了社会上层所说的梵文以外,还有口语。玄奘关于天竺语言,曾说,‘因地随人,微有改变。语其大较,未异本源。’(《西域记》卷二)这些口语总名之为Prakrit。这个字原来有自然发生、本质、原料等义,是和Sanskrit的原义相反的。换言之,Prakrit就相当于中国的白话。在古代印度戏剧里,婆罗门刹帝利种姓的角色,一定要说梵文,表示他们的身分。女人、奴隶、商人等等全都说白话。现代的印度口语,便是从这种古代白话演变而来。梵文跟希腊文、拉丁文都属于印度欧罗巴语一系,是一种语根变化最繁复的语言。名词有八种格,近代欧洲语言里用前置词表达字和字之间的关系,梵文里都用不同的格表示。数目除单复之外,还有双数,动词的过去式也有多种。梵文还有两个跟其他印欧语不同之点︰第一是喜欢用长的复合语(compound),第二是连音变化律(sandhi)。就是说,某字母与某字母联在一起,就要发生变化。梵文这许多复杂的规则,到了Prakrit便简单化了不少,有些根本消灭。更进一步到现在的口语,许多格和双数等等都不复存在了。
中国人最先和印度文字发生关系,当然是翻译佛经。最早着于竹帛的佛典究竟是什么语言,无从知道。现在流传于锡兰、缅甸、泰国的小乘佛经都是所谓巴利文(Pali),也是一种较早的印度方言。pali这个字并非地名,原是典册、典范的意思。这一套佛典大约由口授传入锡兰,到西元前一世纪才写下来。锡兰岛的僧侣们先称这种文字所记载的经典为‘巴利’,后来便引申来指这种文字了。有人说巴利文是摩揭陀国的方言,这话不大可靠。但我们可以相信,最早的佛经一定是用方言写下来,而不是用梵文。释迦牟尼曾告诫他的弟子,应该用当地人的方言说法,不应该用梵语。这话和佛教平民化以及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正相符合,再看现存较早期的梵文佛经,例如《妙法莲华经》,也足以证明。这部经的韵文部分里,含有很多Prakrit成分,散文部分则是很好的梵文。有人认为,这书原是口语,后来佛教徒为了跟婆罗门教相争,要提高自己地位,于是把口语改成梵文。散文因为没有韵律关系,所以改得完全。韵文要受韵律的限制,就改得四不像了。又有人以为韵文部分成书比较早,原是口语而改为梵文。散文部分是后来加进去的,所以根本就是梵文。无论那一说近于事实,至少这部经主要部分原是口语,是无可置疑的。其余文白混合体的经典,类似《法华经》的,还有好几种。汉魏以来中国所译的经典,原本一定是白话文或文白混合体的多,纯粹梵文的少,也是意料中事了。
后汉佛教传入中国,译经事业开始,直到宋以后才衰歇。这一千年间的翻译工作,尤其以唐代为盛。西行求法的高僧如玄奘、义净等,都深通梵文和方言。那时译场有 ‘译语’、‘证梵文’、‘证梵义’等等,各有分工,非常严密。对于原文和译本的考核校勘都极注意。然而奇怪的是︰在这一千年间,我们竟找不到一部研究梵文文法的书!即使有而失传,一定也极少,因为我们现在连目录里都看不见。玄奘、义净都曾提到波腻你,但没有想到翻译他的文法。也许他们觉得佛经口语文多,波腻你的书不适用?
中国僧人关于梵文的著作,现存者可以分成两大类,而文法不与焉。第一类是悉昙,第二类是字书。悉昙(siddhim)是梵文‘成就’的意思。大约印度幼童学习拼音的缀字表前面,一定要写上这么一句吉祥话。义净也说︰‘创学悉昙章,亦名悉地罗窣睹。斯乃小学标章之称,俱以成就吉祥为目。’(《寄归内法传》卷四)悉地罗窣睹(Siddhirastu)就是‘希望成功’的意思。中国僧人于是取悉昙两字来作梵文拼音表的名称了。现存这类梵文拼音的书,有唐•山阴沙门智广的《悉昙字记》(收在《大正大藏经》卷五十四。以下凡是收在《大正藏》里的书,都不另注明版本。)和北宋时印度僧人法护和中国僧人惟净合编的《天竺字源》七卷。
智广是山阴人。自序里说︰‘顷尝诵陀罗尼,访求音旨,多所差舛。会南天竺沙门般若菩提赍陀罗尼梵夹自南海而谒五台。寓于山房,因从受焉。与唐书旧翻兼详中天音韵不无差反。’序里又说所传是南天竺字体,‘中天……与南天少异,而纲骨同。健驮罗国(印度西北部)熹多迦文独将(?)尤异。而字之由皆悉昙也。’印度字体本有不同,传到中国来就愈加纷歧。但字体虽异,其为拼音表则一样。序里所说的般若大约就是《宋高僧传》卷二的智慧,也是密教大师,原是罽宾国人。传里说他‘闻南天竺颇尚持明,遂往咨禀。彼有灌顶师,名达摩耶舍。见慧勤重可教,授瑜伽法,入曼荼罗’。因为他从南天竺来中国,所以智广以为他是南天竺人。
智慧于德宗建中初(780左右)到广州,参谒五台当在以后,智广的书当然是八世纪末叶的著作了。
《天竺字源》是景祐二年(1035)成书。法护是中印度摩揭陀国人,景德元年(1004)到中国。嘉祐三年(1058)圆寂。宋代东来的印度僧人里,他是译经最多的几人之一。所译尤以密宗经典为多。惟净是南唐后主的侄儿。太平兴国八年(983)天息灾(也是印度僧人)建言两街选童子五十人习梵学,惟净在内。 ‘口受梵章,即晓本义’(《佛祖统纪》卷四十二)。后来屡次翻经,颇着声誉。景祐年间宫里的木匠锯木头,发现横剖下来的木头里面,‘有虫镂文数十字,如梵书旁行之状’。于是奏明仁宗,以为是祥瑞。仁宗命惟净翻译,他研究了许久,告诉使臣说,根本不是梵文。使臣劝他马虎说两句,若稍成文,译馆恩例不浅!连夏竦都暗示他从权,可是惟净不肯,说︰‘恐他日彰谬妄之迹,虽万死何补?’(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卷上)惟净于皇祐三年(1051)圆寂。
为什么这些高僧对于梵文文法不加注意,特别喜欢悉昙呢?我想最大原因是由密宗的传播。八世纪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等到中国来以后,密教颇为流行,尤其在上层社会里。密宗的教义,在高超的一面,承受唯识哲学,主张外界万物都由心造。卑近的一方面,又提倡仪轨咒术等等,祈求现世和未来的福利。密宗经典里,几乎没有一部没有咒语的。大部分的咒语都没有意义,所以向来是译音。念咒时一定要发音正确,然后才有效,才能获得好结果。(阿拉伯人念《古兰经》似乎也有同样信念,这原是宗教信仰中共同的心理。)智广《悉昙字记》自序明白地说他诵陀罗尼,才访求音旨。又说学者如果读了他的书,‘不逾信宿,而悬通梵音。字余七千,功少用要。……总持一文,理含众德,其在兹乎?’可见是为通总持而学悉昙。郑樵《通志》〈六书略论华梵〉项下说︰‘今梵僧咒雨则雨应,咒龙则龙见。顷刻之间随声变化。华僧虽学其声,而无验者,实音声之道有未至也。’这话正足表现密宗僧人念咒的精神。为要讲求音声之道,不得不研究天竺拼音文字的读法,于是乎悉昙亦即梵文拼音表就成为重要科目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因为中国文字不是表音的符号,加以梵文字母的诡奇难辨,悉昙之学便显得奥妙非常了。

提到梵文字母本身的诡奇,还要举出悉昙所以变成中国僧人研究对象的第二原因。密宗除诵咒以外,对于梵文字母还有特别解释。就是所谓‘字门’。每个字母都象征教义里的一种道理。譬如‘阿’字,是梵文字母表里的第一个母音。梵文子音字母单独写出来的时候,总是一音缀。而这音缀的母音一律是‘阿’。因为发音之始就有‘阿’,每个单独字母里又都有它,所以密教对于‘阿’这字母特别赋以重大意义。用它来象征‘万法(法是原素、成分一类的意思)本不生’的道理。就是说︰ 世间一切现象都是相对待,有因果的。只有在一切现象还没发生之前,那阶段才是至高无上。如果悟到这一点,便发现一切现象里,都有‘本不生’的道理在焉。一行注《毗卢遮那经》曾举过一个例︰譬如有人在土地上面演算学。在他用手指画一画之前,土地上本无一物。画了一画之后,从这一画就演出无穷数目。等到他把土地上的数目擦掉,又空无一物。这无穷的数目也许还保存在演算的人的心里,但土地上已经毫无踪迹。密宗僧人就拿‘阿’字来代表这本无一物、‘法本无生’的阶段,因此,经典里常常要谈到字母,曼荼罗除画佛和菩萨像外,有时也用字母来代表。无形中字母就变成神圣的符号了。这是僧人要研究悉昙字母的第二原因。

因为僧侣注意悉昙,士大夫好佛者也从而效之。王维有一首诗,题目说︰‘苑舍人咸能书梵字,兼达梵音,皆曲尽其妙。戏为之赠。’(《全唐诗》二函八册)不说苑咸通梵语,却说能‘书梵字’,‘达梵音’。从我们今日学语言的角度看来,自然很可笑。然而当时风气如此,毫不足怪。诗里说︰‘……莲花法藏心悬悟,贝叶经文手自书。岁词共许胜杨马,梵字何人辨鲁鱼?’苑咸答诗云︰‘莲花梵字本从天,华省仙郎早悟禅。三点成伊犹有想,一观如幻自忘筌。……’(《全唐诗》二函九册)苑咸自注云︰‘佛书伊字如草书下字。’由善书梵字一点推测,他或者是密宗信徒?苑咸的时代,密宗已经相当得势。凡是信奉密宗的将相大臣,今日可考的,如元载、王缙、杜鸿渐、刘巨麟等人,无不贪臧渎货。据《旧唐书》〈李林甫传〉说李林甫︰‘自无学术,仅能秉笔。……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阘茸者代为题尺。’可见苑咸也是趋炎附势之流。大约他之书梵字达梵音只在求现在或来世的福利,并不曾悟出梵书‘字门’的大道理!
《宋史》〈艺文志〉载有郑樵论梵书三卷,其书不存。想来也是论悉昙的。《通志》〈六书略〉里有论华梵三则,大都讨论梵字。他说︰‘华则一音该一字,梵则一字或贯数音 ’;‘梵有无穷之音,华有无穷之字’等等,似乎他对梵文有相当了解。但他也说了些很荒谬的话,例如︰‘华有象形之文,梵亦有之。尾……有尾垂之形,缚…… 有缠缚之象。’硬把中文译音所用的字的意义派在印度表音符号的头上,岂不可笑?又如‘华有同声而借之字,梵亦有之。野也驮陀……。’其实这是中国人用不同的字来迻写梵文同一的音,梵文原只ya或da一个音,何关假借?
现存悉昙书籍因为展转钞写,字体不少舛误。但苑咸‘三点成伊’的话,和现在所传悉昙梵字还相合。印度字体有种种变化。西元四世纪时,所谓笈多(Gupta)派的字体渐渐流行。是一种锐角型、首楔而尾尖的字体。日本法隆寺所藏贝叶两片──《心经》和《尊胜陀罗尼》(六世纪物),跟佛陀伽耶的碑文(六世纪末)都是这种字。中国相传的悉昙字体,也属于这一系。到了七世纪时,所谓Nagari字体开始出现,十世纪以后大为盛行,一直到今天。字体和笈多系颇有不同,并且字母上部都画一道横线。现在的梵文字母还是如此。


悉昙以外,中国人关于梵文的著作就是字书。玄应、慧苑、慧琳、希麟等人的《音义》,法云的《翻译名义集》,都是注解中文翻译的经典,和梵文研究没什么直接关系。所以我们不去管它。梁代宝唱有《翻梵语》,共十卷。把经典里译的梵字抽出来,分成佛号、佛名等七十三类,注以汉译。体裁和法云《名义集》近似,也不能算正式的梵汉字典。现存字典最早的要算《梵语千字文》。这书相传是义净作的。内容包涵九九五个常用的梵字,旁边用汉字对音,下面再注一个中国字。把这些中国字连缀起来,是四个字一句,都成文义,所以名为千字文。有人以为这书是后人托名义净。印度学者师觉月(P.&nbspC.& nbspBagchi)曾研究此书和利言的《梵语杂名》,把它们印在Deux&nbsplexiques&nbspsanskrit- chinois里。他根据前人研究,举出几条证据证明这书的确出于义净之手
(1)词句和义净的《寄归传》、《求法高僧传》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很多。
(2)赞咏弹舌齿木等字样,不是亲到过印度的人,不大会用。
(3)‘严仪像殿,写勘尊经’、‘梵音弹舌’、‘悉昙莫忘’都像是他夫子自道。
(4)书里梵字有的出自方言,在中国的僧人未必知道。
(5)书尾称Paramartha-deva制,当是义净两字的梵译。

一良案︰除去deva译净字这一条外,别的证据大都还可信。书里把‘咸京’与‘龟洛’对举,也和武后时情形相合。序里说是为‘向西国人’学语而作。(师觉月误解此句以为是为西国人学华语而作。)又说︰‘并是当途要字,但学得此,则余语皆通……若兼悉昙章读梵本,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。’《千字文》文章尔雅,序文便不然,也许因为有脱漏。但‘一两年间即堪翻译’这种话到底不像义净口吻,或者序文是后人假托?这书名为‘梵语千字文’,应当以梵文为主。其实却像是作就了千字文,再逐字译成梵语。书里有许多地名,如‘给园’、‘禅河’都当作四个单字译成梵语。‘咸京’的梵文是‘Yatkimcit’(皆)和 ‘maha’(大)。‘赤心罔诈’的罔,梵文作‘jala’,是网的意思。只有洛字没法译义,作‘saraga’,是当时一般西域人称洛阳的名称。全书不牵涉到文法,只有‘若箭之催’的‘之’字用‘sya’来翻译,sya是梵文中表达所有格的字尾,本不能独立。割裂它来译‘之’字,未免可笑。如果唐代和尚真能不读文法,凭这样一本字典‘即堪翻译’,真可谓大胆了。

九世纪中叶日本和尚圆仁把《梵语千字文》带回国去,因而流传至今。现存的最早刊本的年代是1773年。在这刊本的后面,附有《梵唐消息》,也是一部字典,包含三一0个常用字。大抵以类相从,但不像《千字文》能成文理。有许多字跟《梵语千字文》重复。这个小字典的年代作者都不可晓。书末有日本三井寺沙门良勇题跋,年代是884年。想来也是圆仁带回去的,因为跟义净的书性质相同,于是后人就刻在一起了。这书里梵字和今日梵文不同的相当多,大约是当时地方方言,再加以传写讹误。书里有‘Saya’一字,汉译曰纸。师觉月氏考定,以为十二世纪时阿拉伯人最先介绍纸入印度,这时候印度还不能造纸。‘Saya’一字或者是中文纸字的译音。他的话如果可信,倒可与silk,tea这一类流传外国的译音汉字媲美。
《梵语千字文》之外,还有一部《梵语杂名》,也是圆仁带回国,因而流传的。现在有1732年的刻本,题作︰‘翻经大德兼翰林待诏光定寺归兹国沙门礼言辑。’礼是利字之误,光定是光宅之误。利言的事迹见于《宋高僧传》(卷十五〈圆照传〉内)、《贞元释教录》(卷十四)等书。他是龟兹国人,早年从印度僧人法月出家,开元十四年(726)受具足戒。记忆力极好,梵文中文之外还会不少中亚方言。730年跟法月东来,732年到长安。法月从事翻译,利言‘度语’。741年法月回印度,利言随行。他们中途在于阗住下,法月就死在那里。利言又回到龟兹。差不多又过了十年(754),哥舒翰请不空到武威译经,特为从安西请利言来帮忙。后来他再度入长安,曾助般若译经。大约这时住在光宅寺,被封翻经大德翰林待诏。大德本是和尚的尊称,译自梵语bhadanta。唐时用它作种种头衔,如讲论大德、引驾大德等等。不空《表制集》卷二〈请抽化度寺文殊师利护国万菩萨堂三长斋月念诵僧制〉一首中,列僧二十七人,其中有醴泉寺大德利言,时为大历二年(767)。利言大约死于789~795年之间。《梵语杂名》当然是他晚年在长安时的著作。
《梵语杂名》包括一二二一条,每条大抵一个字,有时也有复合语,如眼睫、指节等。还有些动词,如‘上马’、‘何处去’等等,是与《千字文》大不相同的。《梵语千字文》是先撰好千字文,再逐一翻译。这部书显然是选择梵语,再翻成汉字。有时因为找不着适合的翻译,同一会出现好几次,字的次序也以类相从,而且跟印度字典的分类法次序很相近。因为以类相从,有的字兼属两类也就两见,如迦偎与金翅鸟。原本每类之前一定有题目,现在都已不存,只有开篇第一类的题目‘有情身分’四个字还保存。

书里中央亚细亚的地名比印度地名多,因为利言比较熟悉。‘京师’的梵语是Kumudana。这并不是固有的梵语,实在是梵语化的突厥以及中亚人称长安的名字─Khumdan。高丽的梵语Mukuli也是从突厥语 Mukrit来的。敦煌发现的西藏文写本里,也称高丽为Muglig。京师之后有‘吴’,梵字是Paravada,‘蜀’的梵字是Amrdu。这两个梵字的语源是很有趣而值得研究的。
《大正藏》收有《唐梵两语双对集》,题作天竺僧人僧怛多孽多和波罗瞿那弥舍沙合撰。内容次序与利言的书完全相同,只是有些字被省略。并且没有梵字,只有汉字译音。译音所用汉字也大都和《杂名》相同。一定是后人节钞利言的书,随意加上两个僧人的名字。这两人在别处也无可考。还有一部《唐梵文字》,包括1117个字。除去最后四百字外,与义净《千字文》完全相同,而略有省减。书尾记作者的名字为︰‘师传五部瑜伽教北平(今河北完县东北)吉祥子(寺?)全真。’可见是密宗僧人。他所加的句子有‘真言密教,遇之甚希’、‘发菩萨意,入灌顶坛’、‘从何道来?总持为迳’,以及‘悉地’、‘金刚’等字样,也都证成此说。密宗大兴在肃、代以后,全真无疑要比义净晚几十年。这书一定是他为宣传密教起见,根据义净的《千字文》改编而成。有人以为千字文出于此书,是因果倒置。全真对梵文的知识似乎并不高明。譬如大毗卢遮那佛的名字有普照的意思,义译为大日。全真书里‘圣者大日’把大日两字直译回梵文为Mahasura。

九世纪的时候,西藏地方僧人为译佛经编了一部梵藏字典。元代传入内地,蒙古喇嘛和汉族僧人又加上了蒙文跟汉文。1853年俄国人在北京得到梵藏蒙汉对译写本,带回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。欧洲学者展转钞写。1915年日本学者把梵藏汉三部分排印出来,翻译原书的名字,叫它作《翻译名义大集》(Mahavyu-tpatti)。全书有九五六五条。排列的方法也是以类相从,大都是佛典里的字。汉译部分固然不少是本于元代以前所译经典,也颇有用当时俗语直接翻译的。还有些是从西藏文翻译出来,而不与梵文相关的。大约元代僧人的梵文研究只是藏文研究的附庸工作吧?

明代以后,我国梵文研究更加衰落。巴黎所藏明写本《四夷馆考》一书,前有万历八年(1580)王宗载序文。卷下〈西天馆〉条云︰‘至今贡使久不通,本馆虽设有专官,其所习番文止真实名经,不可通于文移往来。’真实名经不知是什么经典,但当时学梵文的人已经不能应用了。
六朝时因为佛教流行,佛教名词的梵语因而也很流行。《世说新语》〈政事篇〉有一个故事︰‘王丞相(导)拜扬州,宾客数百人,并加沾接,人人有悦色。唯有临海一客姓任,及数胡人为未洽。公因便还到,过任边云︰“君出临海便无复人!”任大喜悦。因过胡人前,弹指云︰“兰阇兰阇!”群胡同笑,四座并欢。’刘盼遂先生《世说新语校笺》曾引陈寅恪先生说,兰阇也许是梵文的ranj,意思是喜悦。一良案︰隋唐以后胡梵两字的分别渐严。胡专指中亚胡人,梵指天竺。六朝时胡的用途还很广,印度也每每被称为胡,所以这里的胡人很可能是指印度人而言。王导为联络感情,行了天竺弹指之礼,还要学说一个梵字。
自从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,相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人,往往取些保罗、约翰一类的名字。六朝时代的佛教徒也有同样习惯,喜欢用梵语作名或小字,一时成为风气。有些人未必是相信佛教,也取梵语为名。譬如西晋怀帝小字沙门,陈宣帝小字师利,北齐后主穆后小字舍利,娄昭字菩萨,杨津字罗汉,宇文觉字陀罗尼,宇文晶字波罗门。元罗实本名罗刹,元叉本名夜叉。还有尔朱菩萨、李瞿昙、康维摩、崔目连、萧摩诃、穆提婆、周罗侯等。此外六朝人用作名字的梵语有︰耶输、沙弥、达摩、悉达、那罗、婆罗、须跋等。《东洋史研究》三卷六期、四卷十二期里集有六朝人名中所见佛教语。统计六朝人名里带‘僧’字的有一二二人,带‘昙’ 字的三十九人,带‘佛’字的二十四人。但所举带有‘道’字、‘灵’字的,都是天师道,与佛教无干。还有祢罗突等小名,也不是梵语。诗人王维的名与字也是拆散维摩诘(意思是无垢称)三字组成。大抵社会上层只取梵语为小名,广大下层人民就迳取作本名了。中国和尚到印度去的,也往往取梵文名字,如法显之名 Vinayadeva(律天),玄奘之名Maha^ya^nadeva(大乘天),也就像今日留学生之竞称乔治、威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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